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6篇
【篇1】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6年）
1月8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 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篇2】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8年）
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在**地方组织的配合下，举行宜章、郴州(今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年关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
1月，周逸群、贺龙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3月，工农革命军发动起义，攻占了桑植县城。4月，敌人向桑植地区进攻，工农革命军遭到挫折。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领导群众斗争。贺龙留在桑植、鹤峰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2月，**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在闽南平和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敌人反扑下，起义军撤出县城。后来，部分农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3月至6月，**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的后田，**上杭县委在上杭的蛟洋，**永定县负责人张鼎丞等在闽西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等地先后领导起义。随后根据福建临时省委指示，成立了**闽西特委，并将上述各县起义武装统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不久，在强敌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部分起义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这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
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
4、5月间，在**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后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5月，泰兴、如皋、靖江、南通等地农民在**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领导下，先后发动起义。起义军虽然遭到挫折，但他们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活动，使游击队逐步恢复和发展。
五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会。本月下旬，还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6月，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进攻之敌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8月，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
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见周恩来1928年6月30日在六大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与《组织问题报告大纲》。报告中说明，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到别的数字根据)，瞿秋白、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思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7人为候补委员。全会还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为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3人为候补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向忠发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等职。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被捕叛变)。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同年11月11日，**中央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指出这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我们目前制定一切策略的准绳，要求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进一步强调要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斗争。
7月22日，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亦先后举行起义，并迅速赶到平江会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逐步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后，黄公略等仍留在湘鄂地区坚持斗争。
10月，闽北崇安等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游击队，并在崇安东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的兵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同月，毛泽东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
许多则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篇3】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党史90年大事记一、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大会进行到7月30日，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被迫休会。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并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决议》还规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先生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标志着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转变。国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三、（1）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 系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８月１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１０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1930年底到1931年９月，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此后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2）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是1937年７月至1945年８月，中国人民进行的８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四、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及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 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2年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到1956年底，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着重点转移决策；
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
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这次全会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正式开辟的起点，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标志。
七、“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的回归
“一国两制”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它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是党中央经过长期酝酿，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并可保留军队等等。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进一步阐明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就如何加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调研时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能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进一步将这一论断归纳为“三个代表”，指出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6月，江泽民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再次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思想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思想一经提出，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并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精神的热潮。
九、树立科学发展观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把依靠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强纽带。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通过共同的价值尺度，引导和帮助人们约束自我、提升境界，进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
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进而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有利于提高全体公民明辨是非、区分善恶、识别美丑的能力，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
【篇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0年
１月７日－１７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由于错误地估计“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１９５８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１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中央的批示指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３月６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３月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３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批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中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４月２２日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５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５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账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账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
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６月１４日－１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６月２４日－２６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６月２１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７月５日－８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１９６０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
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
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９月３０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８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报告。报告对当年计划内建设项目逐项作了审查，提出除少数关系重大的项目外，一般不再开工；
集中力量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其余项目停建或推迟；
计划外限额以上项目，要严格审查，坚决削减。 ９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
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
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
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
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９月１４日－１０月２４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统通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１２月２１日批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９月下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以后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１０月４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转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该省北安庆华工具厂的有关材料。《指示》认为，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多来，“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 １１月３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
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１１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同日 毛泽东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的报告作出批示。１１月１０日，五人小组提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初步确定从中央机关抽调10176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分别担任县、社、队干部和从事其他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还指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 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日 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１１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
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１２月３日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１１月２１日起，钢、铁、煤、运出现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
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１９６１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为2094亿元，比上年增长5.4％。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4.6%上升到53.3%；
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24.2％下降到20.1％。工农业产品产量：钢，1866万吨，比上年增长34.5％；
原煤，3.97亿吨，比上年增长7.6％；
原油，520万吨，比上年增长39.4％；
粮食14350万吨，比上年下降15.6％；
棉花，106.3万吨，比上年下降37.8％；
油料194.1万吨，比上年下降52.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96.9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出口贸易总额128.5亿元，比上年下降13.9％。国家财政总收入572.3亿元，总支出654.1亿元，赤字81.8亿元。
【篇5】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1 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9000 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
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 突遭***7 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 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 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 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
“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 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中国***对***这一反动暴行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任
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 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 政治部主任。22日，**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 谈话，揭露***破坏抗战，实行**的阴谋，
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 叶挺，废止*** 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 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 在 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发和抗议 ***
的暴行。中国***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 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 持。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 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 *** 必须停止弹压***的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 空前的孤立。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 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着手整编 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
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 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 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 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 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 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 9
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 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
【篇6】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读后感
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北后，在当地党组织、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7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
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
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办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
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1月成立张家口特委，并陆续派宣侠父等许多干部，支持冯玉祥抗日。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发展到8万多人。从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4座县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9月底抗日同盟军遭到彻底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在这之前，他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于10月10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原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点，一部分编为东方军入闽作战在，企图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结果，东方军入闽作战近3个月，虽然攻克一些城镇，歼灭一部分敌人，但东方军本身也遭到很大削弱。中央军也未能大量消灭敌人。这就使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6月中旬，红军独立十七师(由湘赣红八军改编而成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当时未正式建立军团的领导机构，暂由十七师负责人统一指挥。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经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样，“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8月12日至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在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开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左”倾错误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结果广昌失守。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10月28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七军团军团长为寻淮洲，政治委员为萧劲光；
红九军团军团长为罗炳辉，政治委员为蔡树藩。
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九个师大军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11月，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 革命战争等工作中成绩突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